beams boy zozo:一个青年教师经历的57年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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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大
2011年1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
1957年4-5月,我刚刚从苏联回国几个月,中国的大地上就掀起一股惊天动地的狂风。这场风暴的重点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部门是重灾区。我所在的东北林学院是全国几十所大学之一(那时全国只有3所林学院),自然在劫难逃。
当时我在东北林学院任助教,并担任系教师团支部书记。记得是我们系的系主任王长富召集我们几个小头头开会,布置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要求党团员带头鸣放,打消群众顾虑,鼓励大胆给共产党提意见。强调即便有人提出错误意见也不许反驳。我当时一直在争取“进步”,争取入党,历次运动我都是积极主动响应号召,带头参加运动,这次既然是共产党号召老百姓给它提意见,助党整风,我当然应当积极带头。
我当时在东北林学院是比较受重用的。大学二年级就被借调到林业部(那时叫林垦部)给苏联林业代表团当翻译。毕业后任苏联专家翻译,专家工作室的头,后来又陪部里森林工业代表团去苏联考察任翻译。没有受到过多的不公待遇,只不过必须经常检讨个人英雄主义。因而提不出太多意见。我领导下的一名翻译,业务水平是最低的,但他是党员,院领导决定让他担任林业经济专家的翻译。我只好服从。在翻译过程中,出了许多错误。这是我们原来就预料到的。有几次苏联专家发现,他向学生提问时,学生答非所问。专家猜到是翻译的问题,就找到我,要我必须去听一堂他的课,检验一下他的翻译。我早有耳闻,又不能不去听课。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结果当然是不出所料。苏联专家当时非常气愤。课后苏联专家严肃地要我必须向院领導报告。我没有办法,只好如实向主管院领导报告。后来领导决定由另一位翻译把这位不合格的翻译替换下来。为此,我得罪了他。在一次生活会上,专家工作室里一位担任党总支委员的翻译严厉地对我进行批判,批评我不该向院领导报告,说我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我感到很委屈。鸣放时我把这件事提了出来,批评那位党总支委员护短,有宗派主义倾向。记得另外也提过领导干部公家汽车私用问题。
在我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主持的一次鸣放会上,一名女团员哭诉了她被人怀疑是小偷而受到党团员的批判斗争。她的哭诉引起与会者的同情和愤慨,就连出席会议的一位院领导也当场表示:建议把这件事写出来,投稿到人民日报,有助于全国党的整风。会后,几个青年教师议论过后,由一位执笔,写出了一张大字报“一个女孩子的遭遇”。这篇大字报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愿望,不少人参加了意见,其中也有我的。不料想,很快就风向转变,党中央发出反右动员令。我们这些青年教师立刻懵头转向,不明白。你不是号召人家提意见么?怎么又要反击提意见的人呢?
鸣放不久,我因吐血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到学校附属林场休养。不再参加运动。反右开始后,我们系的党书纪派人到林场找我,要我回校参加反右运动,向右派反击。我一看,在劫难逃,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我只好服从命令,回到学校参加运动。原来鸣放的人纷纷检讨,声称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成了右派的帮凶。全校揪出了许多右派。执笔写“一个女孩子的遭遇”大字报的青年教师贾裕观,首先被揪出。那个女孩子更是难逃厄运,连积极同情她的人也不能幸免。就连当初在鸣放会上表态支持的院领导人,也销声匿迹。后来听说他在党内也受到批判,不久被调离林学院。我是被党组织用来批斗右派的工具和打手,我也企图积极参加反右以图自保。虽然我极力表现,拼命给人家上纲上线,但仍然难逃厄运。多亏当时林业部副部长兼任院长的刘达保护,我才蒙党委开恩,没有给戴上右派帽子,只划了个中右分子。从此,我被打入另册,开始了夹着尾巴做人的漫长屈辱历程。1958年就被送到凉水林场,名曰劳动锻炼,实为劳动改造。一锻炼就是四年。我妻子跟我同在林学院,受我牵连,也被下放劳动。为了更好地改造,特意把她下放到另外一个林场劳动。1962年我才被调回林学院任教师。干教师不到四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又一轮更凶残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知识分子又是首当其冲,许多人被批倒批臭又踏上一支脚。知识分子一下子成了臭不可闻的臭老九。我这一中右分子的遭遇可想而知。1970年,全家被遣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是去种田当农民。在农村干我非常吃力的农活,一干又是三年。直到1972年才获恩准离开农村,返回学校。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从1957年到1977年,这20多年正是我从27岁到47岁的青年中年时段。我却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艰难度过这漫长的农村岁月。一个人一生又有几个20年呢?
反右斗争中,我所在的系只有教师20人左右,揪出右派4名。东北林学院教职工和学生总共不过1000多人,在校学生400人左右,共揪出约100多名右派。所占比例是很高的。一个学生,就因为说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原来是中国的,被扣上反苏帽子,定为极右分子。大部右派学生被开除学籍,送去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毕业班的右派学生被分配去艰苦的林区,戴着帽子改造。东北林学院有一名1957年毕业生(记得他姓赵),毕业前反右时被学校定为右派。但报到哈尔滨市市委时,却没被批准。材料退回学校时,该学生已经奉命到柴河林业局报到。林业局立即根据该人的条件,把他分配到最艰苦的林场,监督劳动改造。而哈尔滨市委退回林学院的不批准他为右派的文件,却被他原来的政治辅导员一直锁在她的抽屉里,根本没有寄发给柴河林业局。一直到20多年后给右派改正的时候,他回到林学院办理改正,他才被告知他当年没有被批准为右派,因而不存在改正问题。就这样,这位赵姓同学本不是右派,却被当做右派对待了20多年。
全国共抓了几十万右派,几乎全是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是精英,是我们国家建设急需的人才。我校划定的右派中就有两名在80年代担任了高等学校校长,有的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但他们在20多年的时间里,却脱离本人专业,从事非常人能忍受的体力劳动,还要不断地接受批斗,屈辱地生活。不少右派在被戴上帽子后,妻离子散。这顶沉重的帽子,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不少才华横溢的青年,受尽折磨,贫病交加,早早就离开人世。那些侥幸坚持活下来的,赶上70年代末胡耀邦为右派改正,他们才终于缓过气来,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反右斗争已经过去50几年了。直到今天,对反右的官方说法一直是“反右是必要的,只不过是犯了扩大化的毛病”。如果扩大了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这还可以算是扩大化。据报道,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都属于错划,都给于改正,这难道还只是扩大化么?当年参加反右斗争的人,最年轻的也已经70多岁了。好多当事人都已作古。我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我只把我亲身参加的经历写出来,供今天的青年和后人参考,让他们知道我国在50年代曾经发生过的这么一件摧残知识分子的大事。
(作者为东北林业大学的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