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夫妻签证费用:要塞劳工知多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爱问知道 时间:2019/11/21 04:22:20

要塞劳工知多少

  日本关东军军事筑垒地域是“军事禁区”。当年修筑秘密要塞的劳工被秘密杀害的传说在民间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但一直没有见证人和史料记载。有人说在日本关东军极其严密的封锁下,无一人死里逃生。

 但是,修筑秘密军用仓库的劳工有一个活了下来。他就是牡丹江市的退休工人徐景义,他在1936年和弟弟徐景林一起被抓劳工,他被押解到东宁八里坪修军用仓库。当仓库快完工时,一天中午,他拉肚子跑到林子里大便,长蹲不起。忽然,机枪哇哇地响了起来,被赶出工棚的一千多名劳工,死在一片空地里。只有他一人逃生了。他活了82岁,1996年逝世。

  八里坪秘密仓库位于东宁县国境筑垒地域第四道筑垒阵地,属后勤保障基地之一,距第一道筑垒阵地十公里之遥。既然修筑军用仓库的劳工都被秘密杀害,那么修筑前沿秘密要塞的劳工更难逃厄运。

  冈崎哲夫是当年日本关东军虎头国境守备队一名普通士兵,他在《秘录·北满永久要塞》中回忆:昭和18年(1934年)某日,因要塞设施大致完工,日军举行庆祝竣工的宴会,将俘虏劳工人员集中在猛虎山的洼地里,欺骗劳工说犒劳他们。“宴会正进行高潮时,忽然机枪喷出了火舌,宴会场顿时化作血腥的屠场和尸体堆积场。”“日军守备队立刻将洼地填平了。”“这样一来,要塞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秘录·北满永久要塞》1963年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以摘要的形式发表后,在日本关东军幸存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有良知的知情人纷纷来信补证。大阪的中道园一郎给《文艺春秋》的“读者来信”中说:“当时(昭和19年左右),在驻扎部队中间流传,当要塞完成后,在中猛虎山后的山涧里举行酒宴,机关枪一齐从山顶扫射,杀死了俘虏们,射击间隙逃跑的俘虏叫喊着‘先生,别杀我!’”。八尾市的加纳传三回忆:“我们入伍之初(昭和16~17年前后),在猛虎山背后的野地里,暴露出许多劳工的磷磷白骨”。

  这些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深刻反省的老兵,虽揭露了史实,却不知道屠杀要塞劳工的具体人数。仅有老兵铃木正已在“读者来信”中披露:“昭和14年到17年(1939~1942年)期间,大量的俘虏来自遥远的华北及其他地方,经过虎林运送到完达、虎头方面去修筑要塞。具体人数并不清楚,但确实塞满了几十辆闷罐车,持续了好几列车。要塞修筑完工之后,并未见一人返回。当时,我们暗中流传有关他们的悲惨下场。”

  铃木正已虽然没有提供出修筑虎头要塞的具体劳工人数,但冈崎哲夫却在《秘录·北满永久要塞》第17页中标明是“十几万劳力,”并确定“劳动力主要使用中国军队的被俘官兵,这些人被称为‘特殊工人’,是未被解放的奴隶,他们在日本技术人员监督下,没有任何人身自由。”

  据《日本关东军对苏战略与苦难的中国劳工》一文的作者考证:日伪通过“行政输出”、“勤务奉公”、“国民皆劳”、“紧急救劳”等各种途径,每年役使中国劳工达200万之多,其中有40~50万左右劳工是在皮鞭、棍棒、刺刀威胁下从事着危险、艰巨、沉重的军需劳役。另据程鹏汉、韩茂才、宋吉庆、赵全等联合调查组披露:“每年春季约2000多名中国劳工和满洲国军被送到要塞从事修筑军用道路和火炮阵地,即使从1934年开工到1939年完工的六年时间,共计强征、骗征普通劳工及战俘劳工约12万人,这仅仅是(东宁)筑垒地域中一二个军事工程设施的统计人数;在一处地上地下各种各样的军事设施达300个以上,如此计算起来,日军强征中国劳工达百万人之多。”

  1939年,日本关东军抛出了“北边振兴计划”,该计划涉及面广,耗资巨大,工程浩繁。以其交通、通讯、航空基地、军储为例,改修和新建军用公路1.28万公里,增设有线通讯线路4万公里,修军用机场420处,各种大型军用设施500余个。这些军事工程都是在偏僻的山林地带和沼泽地进行的,施工条件异常艰苦。各项工程缺少必要的机械设备,主要依靠人力和人海战术。据伪满洲国军事部大臣邢士廉回忆:“在这些军事设施中,平均每年动用劳工35万人以上”。由此推算,“关东军的军事设施建设从1934年开始,到1941年《劳务新体制纲要》颁布前的这8年期间,共需要劳动力280万人。从1934年到1945年上半年,共约征调劳工525万人,年平均为45万人左右。

  应该指出,在这525万人当中,尚无史料和资料证明,满苏国境14个筑垒阵地究竟役使了多少劳工。如果凭据东宁要塞“十七万劳工”、虎头要塞“十几万劳工”,来推算,其他13处要塞平均以5至8万劳工来计算,征用劳工总数应为112万至157万人。加上“二、三、四线阵地”和内地军事设施役使的劳工,总人数在637万至782万之间。这样,1931年至1943年日伪共掠夺华北劳工达900万人之多。

从要塞逃生的劳工

  “东方马其诺”是百万中国劳工用生命筑成的。14处要塞就是14座“死亡工程”。

  “只见劳工来,不见劳工出”,这是在采访中,众多要塞外围劳工和知情人及日本老兵们当年亲眼目睹的事实。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只发现两位从“死亡工程”逃生的劳工,一名是虎头要塞的劳工梁山,可惜没有留下任何口碑资料,只有间接传言。另一名是海拉尔要塞群中敖包山(日本资料中称安保山)要塞劳工张玉甫,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自述材料。

  虽然在档案史料中发现东宁要塞群中的“特种工人”,有数十名暴动成功,逃生到苏联境内,但至今没有发现其中一人站出来举证。看来,日本关东军秘密屠杀要塞劳工的真相一时还很难揭示清楚。这也说明,日本关东军为防泄露绝密,杀人灭口的程度达到举世罕见的地步。否则,14个要塞群中的数十万“内围劳工”不可能只有一个张玉甫幸存下来。

  张玉甫说:“伪满康德2年(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家乡河北滦县北小泰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致使生活无法维持。无奈,我被迫离开家乡来到郑家屯。当年2月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伙招工的人,他们声称,去东山里开荒,每天工钱壹元伍,吃三顿馒头。我信以为真,就报名应招,没想到掉进虎口。”

  我们这些“应招的人”,被集中在郑家屯一个大四合院的旅馆里,一共有400多人。第二天,我们这些人就被装进五六个大闷罐车里,车门上锁,只留一个窄缝。车开后,有一个去过东山里、对当地地形比较熟悉的人对我们说:“这不是去东山里,这是往北开,到满洲里下煤窑。”我们大家才知道受骗了,但也没有办法,因为想跑也跑不了。

  火车开了四天后,一个夜晚,日本兵把车门打开,叫我们下车。我下车一看,四周军警密布,个个荷枪实弹,当即把我们50人为一汽车拉到敖包山上。第二天天一亮,日本兵就逼着我们去干活。到山上一看,山下劳工住的席棚子一眼望不到头,在山上干活的劳工少说也有二三千人。山四周戒备森严,铁丝网密密层层,相隔不远就有一个岗哨。在山顶最高处有一个望塔,昼夜都有两个日本兵向四周望。日本鬼子还对劳工严加监视,不许劳工互相交谈。我们私下互相询问,方知来的劳工不是被骗来的,就是被抓来的,家乡大都是辽宁南部、河北北部一带的。

  日本侵略军逼着我们给他们修炮台、山洞等工事。我们干的是挑沙子、拌水泥、灌水泥等繁重的劳动,住的是四处透风的席棚子。海拉尔二三月的天气,十分寒冷,日本人也不给我们被褥,睡在硬木板上;每天吃的是两顿带不少壳子的高粱米粥;每天得从天亮干到天黑,夏天天长,一干就是十八九个小时。干活时稍微慢了一点,监工的棍棒、枪托劈头盖脸的打来。我在郑家屯认识一个老乡,干了一个多月就被折磨死了,还有一个劳工受不了这比牲畜还不如的待遇,逃跑中被抓回来,当天晚上,日本鬼子把我们劳工集合起来,当着我们的面活活地把他打死了。后来,有人悄悄地说,这个人在这里干了三年了,家里还有母亲、妻子、儿女。我这才知道,这里的山洞至少已经修了三年了。

  繁重的劳动,非人的待遇,很多身体很棒的小伙子很快就累垮了,生病了,但只要还能动,就强迫你去干活,实在动不了了,就到病号棚。日本人欺骗劳工说,送去隔离,以免传染。实际上送进病号棚,就等于送进停尸棚。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一个人能病好后回到工地。我在这年9月,因两眼烂了,看不见东西,被日本人送进病号棚,目睹了这里面的惨状:奄奄待毙的劳工躺在那里没有人管,连水也没有,天气冷了,身上还穿着破烂的和纱布差不多的更生布衣服。

  “我们那个棚子里躺着六七十个劳工,每天都有一些人死去,每天都有病号拉出去,隔几天就拉出一汽车尸体扔到坑里(我因为被逼着往坑里扔过两次尸体,所以记住了这个坑的位置,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万人坑)。后来,我的身体稍微硬实些,心想不能等死,在9月里的一个黑夜我趁看守的日本兵睡觉之机,逃出病号棚。当时,我逃到现在海拉尔市西边飞机场一带,遇到几个打草的中国人,他们同情我,给我饭吃,给我剃了头发(这时头发有半尺多长)。这样,我侥幸逃出了虎口。”

  “解放前,我一直不敢说自己是从敖包山上跑出来的劳工。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使人民不忘旧社会的苦难,搞新旧对比教育,让我讲述这一段血泪史,我才领路找到这个万人坑。这里埋葬的白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埋葬劳工的“万人坑”,用铁锹铲下不到一尺的沙土,便露出了一层层白骨。各种形状扭曲、纠结在一起的白骨,有的被粗铁丝从肩胛骨穿过,五六个人连在一起,面不着地,头插到下面的白骨中;有的头颅上有弹洞,是被枪弹击中;有的被用铁丝捆着,头部断裂,似被棍棒枪托打击;有的缺胳膊少腿,嘴形张开,似被埋时在高声呼叫……其状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中国战俘成了“特种工人”

  强制中国战俘修筑“满苏”、“满蒙”国境筑垒阵地已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日本法西斯再残酷,终归无法消灭和掩盖应有的罪恶。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了三份“秘密电报”,充分证实了当年在华北战场上被日军抓捕的战俘及在“扫荡”中抓捕的抗日干部和群众,经过日军设在各地的俘虏收容所或劳工教习所的拘禁和训练后押送东北,以“特殊工人”的名义从事劳役,有的被分配给关东军在军事工程中服役。

  中国战俘成为日军的“特殊工人”,并非是关内侵华日军和关东军私下所为,而是日本最高统帅部的决定,是有着政治目的和背景的。1941年4月,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日军冈村部队签订了正式的紧急动员华北工人到东北劳动的协议,在协议中特别强调:“将讨伐作战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工作同募集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同年6月,冈村部队同伪华北新民会制定了向东北遣送“特殊工人”的计划。按其计划制定下列4种人为特殊工人:(1)因犯罪嫌疑现正拘押在当地部队、宪兵队、县公署及警察分局等处者;(2)通过清乡工作捕获的通匪嫌疑者;(3)讨伐作战中的俘虏;(4)有害于新民会工作实施者。

  伪满后期,关东军积极准备对苏作战,因此命令驻在中国东北的各部队在“满苏”边境加强修筑各种军事工程。在伪满劳动力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关东军采取了即可保证对苏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又可分散瓦解抗日力量的一石两鸟的恶毒措施,他们不顾国际公约对战俘的规定,从1940年起,把华北日军抓捕的中国战俘,源源不断地押解东北,分配到关东军各部队从事繁重的军工劳役。

  “特种工人”多为华北地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和国民党部队的抗日军人,他们绝大多数具有抗日意识,较一般劳工具有反抗性。因此,关东军对“特种工人”在役使和管理上,也采取了极端严酷的防范措施。仅在1941年6月到1943年7月间,关东军就针对“特种工人”,由不同部门制定出了7种之多的使用规定,对“特种工人”进行残酷役使、监禁和镇压。

  这些抗日将士有着非同一般的反抗精神。在押解东北的途中,“特殊工人”常常饥寒交迫,死亡不断。为了一线生机,一些战俘不惜从飞驰的列车上,在日军的枪口下,伺机跳车,冒死逃亡。据吉林省档案馆藏315-7-692卷《特种工人在输送途中逃亡事件的报告》透露,满洲某部队仁平少尉,指挥由华北军押送的1516名特种工人去往黑河山神府(双峡)修筑军用工事,途径奉天车站查验人数时发现,有147名特种工人已从押送火车小窗跳车逃走。后经搜查,在沿途的兴隆店至马三家一带,发现13具跳车摔死的工人尸体,另外还逮捕了11名重伤者。

  同号卷中还存一份昭和18年7月14日奉天宪兵队长关于上述事件呈报给关东军司令部的调查报告称:被捕逃亡工人证实,这些工人相继逃走,是因为他们是从德州、天津、北平乘车出发时,日军部队只发给他们多人3个小馒头,此后数日,每天只发给一次水,工人们饥渴难耐。一个工人班长对同乘工人说,自乘车至今已有20多人相继死亡,要到达终点尚有4天行程,如果跳车逃走,不过摔死而已,与其饿死,不如跳车逃走。由此不难看出,关东军对“特种工人”是何等的苛酷。

  到达工地后,关东军对“特种工人”的管理,更是狠毒、残酷和血腥。为了秘密、迅速完成军事工程的计划,宪兵和监视员还采取了狡猾而又毒辣的手段,在“特殊工人”内部安插极少数思想软弱的投降兵当“眼线”,以随时掌握工人的言行动静。“特殊工人”稍不顺从或有某种动向,就会遭到严厉的毒打和血腥的镇压。

  然而,战俘劳工不乏英勇壮举。1942年,日本关东军积极准备对苏作战,各军火军需库的弹药、枪支和军需物资准备充足。突然,大肚川军火库发生大爆炸,给日本关东军以沉重的打击。爆炸声整整响了一夜,冲天大火烧了好几昼夜。军火库区内的库房、枪支弹药、楼房和堆积在露天的军事物资,毁于一旦,甚至连车辆、坦克也被炸翻,烧毁。日本随军记者闻讯赶来,拍下了一片狼藉的军库废墟照片。日本军方一连数日在大肚川村搜查、抓人,终无结果。也不知劳工壮士们是远走高飞了,还是同军火库一起同归于尽了。

秘密大屠杀

  在日本关东军统治中国东北的14年中,犯下了无数难以揭示的残暴事件。虽然白骨不会说话,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要塞劳工被秘密屠杀的内幕初步揭开了。

  美国日本侵华研究会秘书长吴天威在《日本战时虐待屠杀战俘及劳工初探》一文中认定,“关东军每年经常用数十万中国劳工在东北与苏联接壤边境修筑公路、飞机场、兵营及工事,在一些重要工程修筑完毕后,便将劳工全部杀掉。”

  曾在乌苏里江虎头要塞服役的日本兵冈崎哲夫在其《日苏虎头决战秘录》一书中回忆:“1940年虎头要塞工程完成,将抓来的中国军队俘虏摆酒宴至山谷间,正在吃喝之际,山顶上的机枪一齐向这些人射击,全部杀死”。

  黑龙江西北毗邻苏联的海拉尔,日军在那里经营了10年之久,“七三一”细菌部队在那里也有支部。伪满政府总务厅长古海忠三供称:“兴安岭筑城工程中,发生死亡6000名劳工事件。”据伪满洲国军事部大臣邢士廉供称:“有的秘密工程完工后,把从事该工程的劳工全部杀死。”1943年,锦州1000多名劳工到这些工程中去,但是一直到1945年春天也没有回来。锦州责任者询问关东军,回答说:“不知道。”问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他说:“我也不知道,没经政府手续,大概是关东军办的。”美国研究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著名历史学家哈里斯说,“实际上,日本在海拉尔集体秘密屠杀了几万中国劳工。”

  最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关东军对在乌奴尔军事筑垒地狱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残存劳工也不放过。据锦西县盘沟村幸存劳工杜儒回忆:在服役期满后,把一部分劳工,用火车送到哈尔滨平房子731细菌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致使被抓去的几千劳工,“最后回到家里的人,只剩下了不到1/3。”

  五顶山(又名乌尔古力山)要塞,属于第三期工程,是为了进行持久战,作为北部正面防御阵地,掩护小兴安岭东侧交通要道而修筑的,被日军称为“陆路航空母舰”。可见其庞大的规模和永久性。从1940年开始,日军强迫在华北、辽宁、吉林等地被捕的战俘和抗日人员及所谓有“政嫌”的平民,一批又一批秘密押送到五顶山修筑工事。据车霁虹、郭素美调查,“在1942到1945年间,共有两万余名中国劳工被送往五顶山修筑军事工程并惨遭杀害。”“五顶山上的小河口即是当年抛弃劳工尸骨的‘万人坑’,大批劳工死亡,人骨顺山间河流冲到山下,冲到农田里。”五顶山要塞劳工没有活着出去的。当每个工程结束时,全部要塞劳工都要被秘密屠杀。

  日军屠杀中国劳工的方法,“一是送劳工到‘医务所’和‘狗圈’。繁重的体力劳动,低劣的伙食,劳工骨瘦如柴,病倒者甚多,送往‘医务所’的人多是有去无回,有时生病的劳工被加上传染病之名,便是狼狗的美餐。二是给劳工发放烟土。日军对劳工的惟一‘优待’是每日每人一个大烟份,一年后每日发三个,劳工全染上鸦片烟瘾,一项绝密工程竣工,不费一枪一弹,三日停发大烟,劳工便就地长眠。三是残死军刀下。日军对违纪、反抗、逃跑未遂的劳工,当众用军刀砍头示众,在施工现场,对‘磨洋工’、不慎损坏工具者,轻者毒打,重者砍头。四是给劳工食用掺有毒药的饭菜。工程结束后,劳工吃到一份平日吃不到的美食,时间不长,便一排排死去,日军倒上汽油,放火焚掉。五是集体送劳工‘回家’。日军谎言工程结束送劳工回家种地,集合点名,用汽车送往‘万人坑’集体枪杀。”

  秘密屠杀要塞劳工的暴行无需置辩。然而,秘密屠杀的程度的差别,常常能够反映类别的不同。战争是公开杀人。非战争状态下杀人则使人无法理解。南京大屠杀是在几个星期内公开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已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而屠杀要塞劳工则是采取秘密方式,并以注射毒药、枪杀、诱骗活埋,甚至用细菌实验致死等卑鄙残忍的手段大开杀戒;而且被杀者又是长年累月无偿为日军卖命的劳工,采取如此恶劣的手段杀人灭口,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标题为本报所加牞有删节。文/周艾民